文章源自《给青年人的哲学十二讲 · 第二讲》，略有改动（使用本博客词语）并添加了小标题。
所有哲学都提倡交流、讲述，并想要被倾听。
三种动机
作为方法论思维的哲学，在历史上开端于2500年前，而作为神话思维的哲学则要早得多。
但开端不同于本原。开端是历史性的，并且通过已有的思维工作为后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前提条件。但本原在所有时候都是哲学思考的动力源。只有通过本原，当下的哲学才是本质的，而且过去的哲学才是可理解的。
本原是多种多样的。由惊讶中产生了追问与认识，由对已知的怀疑产生了批判的审查与清晰的确定性，由人的震惊与对自我迷失的意识产生了对自我的追问。我们首先要来看看以下三种动机：
惊讶
第一，柏拉图曾说，哲学的本原是惊讶。我们的眼睛看到“星星、太阳和苍穹的景象”，而这种景象“给了我们探索宇宙的动力。我们由此发展出了哲学，而这是诸神赐予凡人的最大财富”。亚里士多德说：“惊讶驱使人们进行哲学思考。人们首先对奇怪的事物感到惊讶，然后逐渐深入，并追问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宇宙的诞生。”
惊讶产生了认识。在惊讶中，我意识到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追求知识，但这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任何常见的需要”。
哲学思考就像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束缚中醒来。觉醒发生在对事物、天空和世界的无目的的凝视中：这一切是什么以及这一切来自哪里呢？问题的答案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满足本身。
怀疑
第二，就算我在对存在者的认识中满足了自己的惊讶和赞叹，我的怀疑也会很快生起。尽管知识确实是积累起来的，但在批判性的考察中，没有什么知识是确定无疑的。感性知觉受制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并且具有欺骗性，从来都不和在我之外并且独立于被感知事物的东西相一致。我们的思维形式是我们人类的理智，而它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到处都有彼此对立的主张。我在哲学上产生了怀疑，试图将怀疑进行到底，但我现在要么通过怀疑得到否定的乐趣（什么都是有问题的），要么带着这个问题：那种无可怀疑并且经得起所有批判的确定性在哪里呢？
当笛卡尔怀疑一切时，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对他来说就是确切无疑的。因为即使我无法看透认识中的完美幻象，我也可以确定，即使我在思维中受到了欺骗，我仍然是存在的。注：详见博客 Essay-52
作为方法论的怀疑，就是对所有认识进行批判检验的源泉。因此，没有彻底的怀疑，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考。但关键在于，如何以及在何处通过怀疑本身去获得确定性的基础。
自我
第三，在沉浸于对世界上对象的认识时，在把怀疑作为获得确定性的方式时，我就和事实在一起，我不考虑自己，不考虑我的目的、我的幸福、我的解脱。其实，我在这些认识活动中忘了自己。
而当我意识到处于境况中的自我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注：详见博客 《伊凡·伊里奇之死》
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说：“哲学的本原是对自身软弱与无力的觉察。”在无力时，我如何自救呢？他的回答是，将所有不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在其必要性上都看作是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但另一方面，将取决于我的事情（即我的意象方式和内容），通过思考达到清晰和自由。
人的境况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我们人类的境况。我们总是在境况当中。形势变了，机会就来了。时不我待！我可以改变境况。
但有些境况的本质是不变的，即使它们的瞬间显现会变，并且它们的强大力量会变得朦胧：我必然会死，我必然有苦，我必须抗争，我臣服于不确定性，我无法逃避罪责。我们此在的这些基本境况，就是临界境况（Grenzsituationen）。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超越和无法改变这些境况。
对临界境况的意识是继惊讶和怀疑之后更深层次的哲学本原。在单纯的此在中，我们经常会回避临界境况。我们闭上眼睛，就好像临界境况是不存在的。我们忘记了我们必然会死，忘记了我们的罪责，并听命于不确定性。我们只为了好处而去应对具体的境况，并且在此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在世界中的计划与行动来做出反应。我们对于临界境况的反应，要么是掩盖，要么是绝望和恢复（在我们真的把握了临界境况时）：我们就在存在意识的转变中成为自己。
不确定性的世界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我们的人类境况：世界的存在是不确定的。
我们不加怀疑地将世界视为存在。在幸运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力量而感到高兴，无忧无虑地满怀信心，除了眼下的东西，什么都不看。在痛苦、无力、无能时，我们陷入了绝望。当这些已经过去而我们还活着时，我们会重新忘记自己，并在快乐的生活中得过且过。
但是，这些经验会让人变得更有智慧。各种烦恼会让人去寻求归依。控制自然与构建人类共同体，就是要为此在提供保障。
人类去掌控自然，为的是利用自然；人类就是通过知识和技术，使自然变得更可靠的。
但是在对自然的控制中，仍然存在不可预测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威胁，然后是总体的失败：艰苦而繁重的工作、衰老、疾病和死亡都是无法克服的。可控自然的所有确定性，都只是在总体不可靠这一框架中的特例。
人类联合成为共同体，为的是限制并最终结束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无休止争斗。互依互助，是为了安全。
但这里仍然存在着界限。只有当各个国家都处于绝对团结所要求的、每个公民之间都相互支持的状态时，才能在整体上保证正义和自由。因为只有这样，当一个人遭受非正义时，其他人才会像一个人那样起来反抗。可是这种状态从未实现过。始终是有限的一群人，或者只是个别人，即使是在弱势的情况下，也会真正地相互支持。没有哪个国家、教会和社会能提供绝对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宁静时代的美丽幻觉，而且它的边界是被遮蔽的。
世界在总体上是不确定的，但与此不同的是，世界上仍有一些值得信仰的东西、一些能激发信心的东西，它们的支撑点是：家园和故乡、父母和祖先、同辈与朋友，还有妻子。在自己的语言中，在信仰中，在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传承的历史基础。然而，这些整体的传承都不保险，也没有绝对的可靠性。因为传承给予我们的是人类的成果，而世界上没有上帝。同时，传承始终也是追问，在任何时候，人都要着眼于传承，并从自身的本原出发寻找确定性、存在和可靠性。然而，是世界的不确定性给人提供了指南。它让人无法在世界中得到满足；它总是指向其他的东西。
超越
临界境况——死亡、意外、罪责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向我展示了失败。面对这种绝对的失败，我该怎么办？我在诚挚的思虑中无法回避这样的洞见。
斯多葛学派的建议是，回到思想独立所固有的自由当中去。我们不满足于这一建议。斯多葛学派的错误在于，没有在根本上看到人的无力。它忽略了一点：人的思维也是有局限性的——思维本身是空洞的，并且要依靠给予思维的东西；另外，人还会产生妄想。斯多葛学派苍白地让我们处于单纯的思想独立中，因为这种思想完全没有内容。它让我们绝望，因为它没有内在克服的自发尝试、由慈悲所达到的充实以及对可能性的期望。
然而，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是真正的哲学。临界境况中的本原带来了基本动力，即要在苦难中走上存在之路。
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体验苦难：他要么先去遮掩苦难，然后在事实上最终被苦难压倒；要么正视苦难，并将苦难看作是人类此在的永恒极限；要么虚幻地寻找出路和安宁；要么在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时老实地默默接受。一个人如何体验苦难，就说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在临界境况下呈现出来的东西，要么是虚无，要么就是超越所有生灭的世界存在的实相。甚至绝望也由于它有可能出现在世界中，而成为了通往彼岸的指针。
换言之，人类追寻的是救赎。救赎是通过伟大与普世的救赎性宗教而获得的。救赎性宗教的标志是对救赎的真实性和现实性的客观保证。救赎的道路导致了个人的皈依行为。但哲学不能提供救赎，尽管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是对俗世的克服，而这类似于救赎。注：在我看来，此处的『救赎』应理解为『超越』
一种条件
总之，哲学思考的本原是惊奇、怀疑和迷茫的意识。在所有情况下，哲学思考都从触动人心的震惊开始，并且总是从震颤状态中寻找目标。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于惊讶而去寻找存在的本质。
- 笛卡尔在无限的不确定性中追寻令人信服的确定性。
- 斯多葛学派在生命的苦难中寻求灵魂的安宁。
所有的震颤状态都有其真相，并且都有包裹着它的意象和语言的历史外衣。我们通过震颤状态去进行历史的继承，并上溯至我们内心当中仍然存在的本原。
这种渴望趋向可靠的基础、存在的深层，以及永恒。
但也许这些本原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原初和最无条件的。
- 存在令人惊讶的开显，让我们屏住了呼吸，却引诱我们远离人群，并屈服于纯粹和玄幻的形而上学。
- 令人信服的确定性，只有在科学知识的世界指引中才有其一席之地。
- 斯多葛主义中不动心的态度，仅是苦难中的过渡，以及对于完全沉沦的解救，但这种态度本身仍然既没有内容，也没有生命。
在这个历史最为断裂的时代，分崩离析的情况闻所未闻，而且机会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尽管迄今为止所设想的三种动机是有效的，但还不够。这三种动机需要被置于一种条件下，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分崩离析的世界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地联结成了可靠的共同体、机制和普遍的精神。就连隐居的人在隐居时也是如此。在今天，分崩离析的情况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彼此不理解，相遇、相识但又彼此漠不关心，而且忠诚和友谊不再是不容置疑和可靠的了。
现在，事实上一直存在的普通境况对我们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与他人能否真的达成一致；我所确定无疑的信仰，却与他人的信仰相冲突；无论在任何边界之处，总是只存在没有整合希望的斗争，而出路要么是征服，要么是消灭；软弱和无法抵抗，使无信仰者要么盲目地联合起来，要么顽固地相互攻击——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和微不足道的。
哲学尝试
也许我在孤独时能够拥有让我满足的真理。如果我能在绝对的孤独中确定自己的真理，那么因缺乏交流而导致的痛苦和在真正的交流中获得的独特满足就不会让我在哲学上受到如此的触动。但我只是要和他人在一起。如果世上只有我一个人，那么我什么都不是。
交流不仅要从理智到理智、从精神到精神，而且要从实存到实存，而所有非人格的内容和价值都只是媒介。因此，辩解和攻击不是获得力量的手段，而是靠近自身的手段。斗争是爱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所有人之间都要坦诚以待。只有在这种交流中，人们才能确定真正的存在，自由与自由才能毫无保留地相互面对。所有对于他人的客气都只在早期阶段，在关键问题上，人们相互之间是可以相互期待与刨根问底的。所有不同的真理都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实现。也只有在交流中，我才是我自己。我不仅在交流中活着，而且在交流中充实了生命。上帝只是间接地显现，而不能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令人信服的确定性是特殊的、相对的、从属于整体的；斯多葛主义是空洞和僵化的态度。
我将要呈现给读者的基本哲学态度植根于对缺乏交流的沮丧、对真正交流的渴望以及爱的斗争的可能性。正是爱的斗争，将不同的自我联系了起来。
这种哲学尝试同样植根于我们已经提到的三种哲学经验，而它们又取决于：它们意味着什么，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益还是有害。
因此，尽管哲学源于惊讶、怀疑和对临界境况的体验，但最终根植于包括这一切在内的、对真实交流的意愿。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因为所有哲学都提倡交流、讲述，并想要被倾听。哲学的本质就是可交流性本身，而这与真理密不可分。
只有在交流中，人们才能达到哲学的目的，而所有目的的意义最终都基于对存在的觉悟、爱的澄明和宁静的完善。
